“不过，最近舆论的风向，对你好象不是太有利的……”黄韵芝看了杨朔铭一会儿，还是说出了心里的隐忧。
“也没什么……”黄韵芝笑了笑，说道，“你这一阵子忙于前线军务，整日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可能没看报纸。”她取过一份报纸递给了杨朔铭，“国内最近的反战言论越来越多，说咱们华夏和当年欧战时一样，参加帝国义义战争，以无数青年的性命，来换取财阀和军阀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替苏联抱屈喊冤呗！”杨朔铭的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他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咱们华夏现在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出现这样的声音，也是正常的。”黄韵芝觉察出了杨朔铭内心的愤怒，有些后悔不该和他说这些，“毕竟这么多年，受共有主义思想毒害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口号和主义，太能蛊惑人心了。以前是底层的穷苦农民易受其诱骗，现在农民已经富运，没多少人听了，叫嚷这些观点的，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和无知青年罢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话不是这么说。”杨朔铭摇了摇头，“这说明，在宣传这一块儿上，咱们比起苏联，还是差了一层。在现在这个当口，很容易产生恶劣的影响。”
“你想怎么办？”黄韵芝的的问道，“不会……大开杀戒吧？”
“你想哪儿去了。”杨朔铭笑道，“要知道，思想是不怕子弹的。所以，我们要用更好的办法来对付。”
“你想用什么办法？”黄韵芝问道。
“罗斯杠统有事没事总爱弄个什么‘炉边讲话’，我打算学学他，顺便给国产的电视推广下销路。”杨朔铭笑着说道。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中央广场。
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但由于战场基本远离本土，所以人们的日锄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只是街上时不时出现的军人队伍和无处不在的征兵广告，提醒着人们争还在进行着。
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很多人，一大早便聚集在了广场等公共场所，围在巨大的电视屏幕前。
他们等待着的，是华夏联邦代理大总统杨朔铭面向全国人民的电视讲话。
此时此刻，在酒吧和餐馆里，凡是有着电视或收音机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准备倾听杨朔铭的讲话。
很快，电视里的广告终止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当中，广播电台也终止了广告的播出。响起了杨朔铭的声音。
在经过了简短的开场白和祝福语之后，杨朔铭便进入到了正题之中。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们正在参加的战争，确切的说，是进攻苏联的战争，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同苏联这样一个国家作战？为什么要把苏联看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消今天我能给大家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1920年苏联人维经斯基受共有国际指派来华创立中国共布党。1921年中国共布党在共有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1927年共有国际拨经费110万卢布、30万美元、10万中国元、一万元沪钞及大批军事物资∈助中国共布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暴动，并试图在中国建立苏联的卫星政权——他们连国号都想好了，叫做‘中华苏维剥权’——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联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联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我倒要问问，这不是敌人是甚么？！”
“苏联和太平天国一样。号称要建立的是人间天堂，而受其诱惑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经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经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消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几十年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然而，我们善良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数年中。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经日益偏离了作为世界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消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管是一次深深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警告。即社惠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惠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
“也没什么……”黄韵芝笑了笑，说道，“你这一阵子忙于前线军务，整日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可能没看报纸。”她取过一份报纸递给了杨朔铭，“国内最近的反战言论越来越多，说咱们华夏和当年欧战时一样，参加帝国义义战争，以无数青年的性命，来换取财阀和军阀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替苏联抱屈喊冤呗！”杨朔铭的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他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咱们华夏现在是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出现这样的声音，也是正常的。”黄韵芝觉察出了杨朔铭内心的愤怒，有些后悔不该和他说这些，“毕竟这么多年，受共有主义思想毒害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口号和主义，太能蛊惑人心了。以前是底层的穷苦农民易受其诱骗，现在农民已经富运，没多少人听了，叫嚷这些观点的，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和无知青年罢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话不是这么说。”杨朔铭摇了摇头，“这说明，在宣传这一块儿上，咱们比起苏联，还是差了一层。在现在这个当口，很容易产生恶劣的影响。”
“你想怎么办？”黄韵芝的的问道，“不会……大开杀戒吧？”
“你想哪儿去了。”杨朔铭笑道，“要知道，思想是不怕子弹的。所以，我们要用更好的办法来对付。”
“你想用什么办法？”黄韵芝问道。
“罗斯杠统有事没事总爱弄个什么‘炉边讲话’，我打算学学他，顺便给国产的电视推广下销路。”杨朔铭笑着说道。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中央广场。
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但由于战场基本远离本土，所以人们的日锄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只是街上时不时出现的军人队伍和无处不在的征兵广告，提醒着人们争还在进行着。
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很多人，一大早便聚集在了广场等公共场所，围在巨大的电视屏幕前。
他们等待着的，是华夏联邦代理大总统杨朔铭面向全国人民的电视讲话。
此时此刻，在酒吧和餐馆里，凡是有着电视或收音机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准备倾听杨朔铭的讲话。
很快，电视里的广告终止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当中，广播电台也终止了广告的播出。响起了杨朔铭的声音。
在经过了简短的开场白和祝福语之后，杨朔铭便进入到了正题之中。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们正在参加的战争，确切的说，是进攻苏联的战争，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同苏联这样一个国家作战？为什么要把苏联看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消今天我能给大家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1920年苏联人维经斯基受共有国际指派来华创立中国共布党。1921年中国共布党在共有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1927年共有国际拨经费110万卢布、30万美元、10万中国元、一万元沪钞及大批军事物资∈助中国共布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暴动，并试图在中国建立苏联的卫星政权——他们连国号都想好了，叫做‘中华苏维剥权’——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联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联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我倒要问问，这不是敌人是甚么？！”
“苏联和太平天国一样。号称要建立的是人间天堂，而受其诱惑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经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经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消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几十年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然而，我们善良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数年中。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经日益偏离了作为世界文明基础的基本观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消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管是一次深深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警告。即社惠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惠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