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最离谱的还得是印度,因为当地学者发现在印度有时候会测量不到影子,所以便认为印度处在太阳的正下方,也就是天下的中心。

    不过,随着佛教在华夏的逐渐本土化,天下之中又逐渐被本土和尚所避讳不再谈及。

    要么就是印度、华夏都算“中国”。

    好嘛!

    又一个“自古以来”,还是主动送上门的!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复归一统,“中国”才再度成为华夏的地域文化双重代词。

    华夷之辨更是成为了隋唐建立中国的主要政治结构,到了大周正统武则天。

    同样也对洛阳为“中国”非常重视,还效仿西周迁都九鼎,也在洛阳搞了个翻版出来。

    就是难为了当时在印度、武周往返出使的大唐高僧义净法师了。

    这位高僧在出使印度,回国途中经过室利佛逝国之时,发现会观测到“夏至无影”的特殊现象。

    这也是古人最早认识到北回归线。

    而后回到洛阳,义净法师也说:“洛州无影,与余不同。”

    也别管他是怎么量出来洛阳无影的。

    作为朝廷的使节,高僧和忠臣之间,有时候也需要灵活的变通。

    中国、夷狄在汉唐的区别,也远没有达到民族文化的时候。

    真正有着明确表现,甚至体现出近代民族主义的时期,还得是从宋朝开始。

    石介的《中国论》也是第一部,明确提出了华夷之辨,并将其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文章策论。

    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华夷之辨和民族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宋朝姑且算是统一王朝,却没有完成大一统。

    在宋的北边是辽国契丹政权,西边是党项人的西夏政权,南边又有大理、安南这些王国割据。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大宋的“邻国友邦”,个个都是说话又好听,打架也能并肩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