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氏显然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宋人。
他又举例出鲜卑氏、慕容氏这些姓氏，这些氏族当年也是带着族人内附中原王朝，日久年深后这些姓氏也已经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和出自中原的其他姓氏后人有一样的认同。
将两人的书对照在一起阅读，李如一觉得徐奋鹏的汉人王朝执念其实就是王文龙所分析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只不过似乎是王文龙所说民族主义中偏于狭隘的那一种，有点类似于王文龙书中欧洲人的“纯洁民族思想”。
当李如一读到《民族国家论》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展望，他忍不住击节赞叹。
王文龙表示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由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太多，不可能像分裂的欧洲国家一样形成单一民族国家，中原王朝所要构建的民族主义，无论是用汉民族去压制少数民族，还是用少数民族压制汉民族，未来一定都会失败，只能走民族团结同化的路子。
而这样的民族团结，很可能在被侵略或者是团结对外殖民的过程中实现。
李如一已经被王文龙的理论所说服，他觉得如果大明能够对外殖民扩张，说不定就能够像王文龙预言的一样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认同。
他反复翻阅着《民族国家论》，终于忍不住提笔写出文章：
“王建阳有感于大员岛闽人助倭之事，写作《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并非批判，而是倡导建立‘民族主义’。余观如今谈建阳所谓‘民族主义’之人，其实皆说华夷之辩，此辨究其根本乃是出自方希直《释统》一文。”
“方希直以为天下有‘正统’‘变统’二种，唐虞三代及汉唐宋、本朝，其主有爱民之心，为‘正统’，五胡十六国之君，因其主不可守正，故为‘变统’，然而蒙元是正统是变统？为此一讨论，便是今日华夷之辩之滥觞。”
“……如今王建阳《民族国家论》格局又超华夷之辩，一扫百多年间讨论之窠臼，别开一篇章，日后当可称为‘民族之辨’矣。”
方希直就是方孝儒，这位在朱棣攻占京师后拒不投降、被凌迟处死、诛灭十族的大臣是明初绝对的文坛领袖，整个明代“华夷之辨”的讨论起自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在方孝孺写出文章之后日渐传开。
《民族国家论》提出了一种比“华夷之辨”更有可行性的民族构建方式，而且理论详细，见识远超此时的其他民族主义作品，流传到江南之后，自然很快就受到众人追捧，各报纸都出现讨论此书的文章，在府县学中也经常有人为此书激烈讨论，发表观点。
而李如一所写的文章在这些观点之中是最出挑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民族之辨”说法切中要害，居然不胫而走。
方孝孺的官方评价在朱棣死后就已经改变，此时更是已经被文人捧上神坛，虽然大明官方没有追封他任何官位，但是方孝孺的牌位已经进入南京官方的表忠祠。此时民间对于方家后人极为照顾，嘉靖年间还出过松江府的文奸为了谋求名声自称是方孝孺后裔的事件，此子乱认祖宗，骗到许多士大夫的保举推荐，后来还是被方家人察觉到问题告到官府才了结。
王文龙莫名其妙就被捧到和方孝孺一样的地位。
甚至王文龙的《民族国家论》还传出了山海关，建州女真之中通儒学的人常常关注大明关于“华夷之辨”的新文章，听说了《民族国家论》后也想尽办法弄到翻看。
女真人看了《民族国家论》后全都对王文龙大加称赞。
就是称赞，还是不遗余力的那种，甚至把王文龙引为知己。
这时李成梁的李家军阀和建州女真正是你好我好的时候，努尔哈赤还当着大明的龙虎将军呢，还没有和大明撕破脸。
经常看明人文字的女真人知道在万历年间的大明只要提到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啥好词，就差直接把他们当成人形动物了，这常让通儒学、向往得到大明名仕承认的女真人极为失落。
而王文龙在《民族国家论》中表示应该把他们都纳入中华民族，这些女真人中的儒学家顿时觉得王文龙人还挺好的。至于此书之中似有似无的汉民族主体思想则直接被他们忽略了，比起那些叫嚷着华夷之辨的明人文章，王文龙的书中那味儿已经相当淡，女真的儒学家早就被骂习惯了。
他又举例出鲜卑氏、慕容氏这些姓氏，这些氏族当年也是带着族人内附中原王朝，日久年深后这些姓氏也已经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和出自中原的其他姓氏后人有一样的认同。
将两人的书对照在一起阅读，李如一觉得徐奋鹏的汉人王朝执念其实就是王文龙所分析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只不过似乎是王文龙所说民族主义中偏于狭隘的那一种，有点类似于王文龙书中欧洲人的“纯洁民族思想”。
当李如一读到《民族国家论》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展望，他忍不住击节赞叹。
王文龙表示对于中原王朝来说，由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太多，不可能像分裂的欧洲国家一样形成单一民族国家，中原王朝所要构建的民族主义，无论是用汉民族去压制少数民族，还是用少数民族压制汉民族，未来一定都会失败，只能走民族团结同化的路子。
而这样的民族团结，很可能在被侵略或者是团结对外殖民的过程中实现。
李如一已经被王文龙的理论所说服，他觉得如果大明能够对外殖民扩张，说不定就能够像王文龙预言的一样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认同。
他反复翻阅着《民族国家论》，终于忍不住提笔写出文章：
“王建阳有感于大员岛闽人助倭之事，写作《民族国家论》，其目的并非批判，而是倡导建立‘民族主义’。余观如今谈建阳所谓‘民族主义’之人，其实皆说华夷之辩，此辨究其根本乃是出自方希直《释统》一文。”
“方希直以为天下有‘正统’‘变统’二种，唐虞三代及汉唐宋、本朝，其主有爱民之心，为‘正统’，五胡十六国之君，因其主不可守正，故为‘变统’，然而蒙元是正统是变统？为此一讨论，便是今日华夷之辩之滥觞。”
“……如今王建阳《民族国家论》格局又超华夷之辩，一扫百多年间讨论之窠臼，别开一篇章，日后当可称为‘民族之辨’矣。”
方希直就是方孝儒，这位在朱棣攻占京师后拒不投降、被凌迟处死、诛灭十族的大臣是明初绝对的文坛领袖，整个明代“华夷之辨”的讨论起自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在方孝孺写出文章之后日渐传开。
《民族国家论》提出了一种比“华夷之辨”更有可行性的民族构建方式，而且理论详细，见识远超此时的其他民族主义作品，流传到江南之后，自然很快就受到众人追捧，各报纸都出现讨论此书的文章，在府县学中也经常有人为此书激烈讨论，发表观点。
而李如一所写的文章在这些观点之中是最出挑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民族之辨”说法切中要害，居然不胫而走。
方孝孺的官方评价在朱棣死后就已经改变，此时更是已经被文人捧上神坛，虽然大明官方没有追封他任何官位，但是方孝孺的牌位已经进入南京官方的表忠祠。此时民间对于方家后人极为照顾，嘉靖年间还出过松江府的文奸为了谋求名声自称是方孝孺后裔的事件，此子乱认祖宗，骗到许多士大夫的保举推荐，后来还是被方家人察觉到问题告到官府才了结。
王文龙莫名其妙就被捧到和方孝孺一样的地位。
甚至王文龙的《民族国家论》还传出了山海关，建州女真之中通儒学的人常常关注大明关于“华夷之辨”的新文章，听说了《民族国家论》后也想尽办法弄到翻看。
女真人看了《民族国家论》后全都对王文龙大加称赞。
就是称赞，还是不遗余力的那种，甚至把王文龙引为知己。
这时李成梁的李家军阀和建州女真正是你好我好的时候，努尔哈赤还当着大明的龙虎将军呢，还没有和大明撕破脸。
经常看明人文字的女真人知道在万历年间的大明只要提到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啥好词，就差直接把他们当成人形动物了，这常让通儒学、向往得到大明名仕承认的女真人极为失落。
而王文龙在《民族国家论》中表示应该把他们都纳入中华民族，这些女真人中的儒学家顿时觉得王文龙人还挺好的。至于此书之中似有似无的汉民族主体思想则直接被他们忽略了，比起那些叫嚷着华夷之辨的明人文章，王文龙的书中那味儿已经相当淡，女真的儒学家早就被骂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