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德开了一个群众会,在会上符有地和他的爪牙被群众狠狠的批斗了一番,他的所有问题都被摆到台面上批斗,连他吃饭前抠脚丫,睡觉打呼噜的事情都被揭发出来。(看到)邬德在这次大会让群众普遍的参与,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搞所谓“有组织的造反”,充分满足他们的翻身快感,又能显示他的英明。

    符有地在会上被宣布免去一切职务,和他的爪牙一起“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不过,当群众企图对其施加拳脚,甚至有人建议该把他砍头示众的时候,邬德制止了大家――不管怎么说,符有地可是为穿越众努力服务过的。不能让他的下场太糟了,否则以后哪有人肯卖身投靠。

    接着,另外两个队长的问题也被揭露出来,包括克扣伙食,自己偷懒等等的问题,坐立不安的两个人很自觉的站起来,跪到邬德面前请罪。

    “你们的问题很大,”邬德做出一副青天大老爷的面孔,“但是前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些问题就不追究了。”

    “谢老爷宽宏大量。”两个人感激涕零。

    “以后继续好好的工作吧。”邬德说了之后,改组了整个俘虏劳工队,改叫生产队。队长是林兴,王田当副队长,文书是张兴教。下面依然分成四个生产小队,每队的队长采取推举制度。邬德规定所有管理职务都必须学会说普通话,所以原来被批斗的二个队长得以重新上岗,当然他们以后会收敛许多,其他人也多半起了要好好学说“首长”们语言的念头。

    新的劳动制度采取工分制,每人每天完成基本工作量,得1个工分。担任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种,基本工作量为12个工分。劳动超额的部分按比例递加。从事特别艰苦、危险性或者难度大的工作,工分酌情增加。

    邬德在一块粗糙的黑板前,借助林兴和熊卜佑两人的同时翻译,才算把工分的含意说明白了。

    “这个工分有什么用呢?”他说,“工分现在可以换取额外的食物。等于是钱,想多吃鱼么,就用工分去买,想多吃米饭也是。”他停歇了一下,“将来你们还可以用这个工分买更多的东西,比如那些农具、工具,只要工分够,都可以卖给你们……”

    这时候有人怯生生的举起了手,是马蓬:“那我买了饭去我娘吃可以吗?”大概怕邬德以为他要逃走,“我可以把我娘接来吃……”

    众人们哗然都笑了起来:“失心疯了吗?老爷们要你的老娘有啥用。”

    “当然可以了。”邬德抓住这个机会,来宣讲他的新政策,“这是你赚的钱,怎么用是你的自由。以后我们还会推出更多可以用工分买的东西。”

    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起来。大家显然对干活还能有报酬这事情很有兴趣。有人接着问:“那我们现在每天吃得饭,以后要交工分才能吃吗?”

    “不用,我前面说了,是换取额外的伙食。”邬德解释说,伙食供应依然是按二餐,一干一稀供应。

    “邬老爷过去说过,干得好的可以转当‘职工’,‘职工’也赚工分么?”

    “赚得。”邬德解释着两者的区别,职工的工分收入会高于他们这些人,同样的工作,他们是1个工分,职工就是12个工分――解释小数点是什么很不容易,把个熊卜佑愁的要命,最后还是用了二个果子:一个果子代表10,另外一个切成10片,拿出2片来,算做02,这么直观的教育法才算说清楚了。

    职工免费享受二干一稀的三餐供应,提供住房,以后还可以考虑给一些自留地――这样的条件让许多人都眼红起来。不过,当职工就是从贼的顾虑使得多数人对这个美好前景不抱希望。

    邬德知道他们的顾虑,所以也不说得太多,过于热情的宣传的话效果会适得其反。中国的农民是最现实,也是最多疑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轻易上你的贼船的。

    果然,大家对这个工分制度将信将疑,也有人认为是骗人的。叫俘虏干活还给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但是自此以后,每天干活都是张兴教负责派工记分了。一周下来――他们已经知道“首长们”是以七天一周的单位计算日子的――每个人都领到了多少不等的工分券,少则七分,多则十分。这种工分券面额有一分、一厘、二厘和五厘四种不同的面额。

    鉴于工分券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货币,所以发行工分券经过了计委的经济专业人士的评估。讨论下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工分券实际上是一种粮食本位的内部流通券。只能在穿越者的两间食堂里兑换食物,发行和使用范围非常小,只要穿越众手里有足够的粮食,维持其基本信用毫无问题。

    而且工分券本身的价值也微不足道,一个工分可以兑换一碗干饭(100克米),一碗稀饭要半个工分(50克米),一条咸鱼二个工分。

    每天赚得的工分,实际上只能有限的改善伙食而已。对穿越者的食品储备的消耗微乎其微。再者,正如吴南海所说的:“要是登陆之后半年,我们还是连喂饱劳工的农业能力也没有,还不如集体自杀来得比较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