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征红军将领中,陈大将是最具乐观、幽默的一位首长,生活上豁达开朗,不拘小节,也是唯一敢在彭总和斯诺面前开玩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他和徐军团长互称首长,抢先敬礼。当时陈大将是红一师师长驻军七营川,十五军团机关驻军下马关,分别警戒着新根据地的南北两个门户。每次到豫旺堡或吊堡子总部开会时,两人见面都会口称首长,抢先敬礼,非常有趣。

    这也有个缘故,原来长征前,徐军团长曾是陈师长麾下的一名团长,陈师长当然是他的首长。

    而西征时徐大将已升任十五军团的军团长,下辖三个师和一个回民独立师,而陈大将仍然是师长,已任军团领导的徐大将又是当然的首长。但徐大将仍然不改老称呼,陈大将也不能“坏了规矩”,他俩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称自己“首长”。所以就常常出现两人一见面都口称首长、抢先敬礼的有趣场景。

    无独有偶,这种事情还有不少。比如:

    红二十五军里有一个著名的将军班。

    红二十五军中三位赫赫有名的老将军,陈先瑞、韩先楚、刘震就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将军班”。三个将军的结合,并不像“桃园三结义“那样富有传奇色彩,而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战火和硝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杀出的一个战斗班。

    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后来编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

    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即运回苏区;此外还负责接送来往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那会儿才刚刚18岁。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也有一段小插曲:

    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孤单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在部队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部队将其留下。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再当红军。

    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道高官兼游击总司令将其留下,分配到特务四大队,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于是三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儿,大模大样,虚张声势!于是他们精心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以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两个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危急时刻以作策应。

    进入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个“将军班”成功的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吴焕先军长称他们为“一把小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

    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同志誉他为红军的“陕南王”。以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影响力非常之大。

    陈先瑞、韩先楚、刘震这三个出自一个班的红军战士,都没有上过什么军校,连个小学文凭也不曾捞着,但都被称为“革命战争大学”的高材生——红军将领。当然,他们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到此为止,充分发挥和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舞台,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那才是更加威武雄壮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篇章!

    解放后,授衔时韩先楚和刘震是上将,而两人的老班长,陈先瑞,却是中将。老班长陈先瑞说:

    “战士是上将,班长是中将,这兵叫我怎么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