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千多公里路,坐火车需要几十个小时,近三天行程。

    蔡爱芹两口子将舒安歌送上了县城去市里的大巴,泪眼汪汪的跟她挥手再见。

    火车站比舒安歌想象中还要破旧,三层高的小楼,墙体上贴的瓷砖都快掉了。

    她拎着大包小包吃的,庆幸这是冬天,食物没那么容易腐化。

    车厢里味道很难闻,还好能打开车窗通风。

    硬座很难买,舒安歌的票是部队给解决的,乘务员受到委托,一路上对她很照顾。

    车厢里人满为患,衣着干净整洁的多数是工人,打扮寒酸的,有很多是去外面务工的。

    他们脸上满是憧憬和不安,外面的世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内地人来说,就像埋着黄金的荒漠。

    他们渴望着黄金带来的富贵,又恐惧荒漠的吞噬。

    舒安歌旁边坐的几个人,买的都是长途票,最短的也得二十多个小时。

    刚上车,大家还有点儿谈话兴致,十几个小时过去后,只有打牌的人还精神着。

    熬了三天,舒安歌双脚浮肿,脸色苍白,眼圈黑的像熊猫。

    要怪只能怪车厢实在太吵了,孩子的哭闹声,堪比机枪扫射,闹得人头昏眼花。

    舒安歌遗憾这不是修真世界,否则一个结界放下去,噪音不见清静无忧。

    “小姑娘,下了火车站别乱跑,部队那边会有人过来接站。”

    乘务员热情的盯住舒安歌,还不由分说的给她塞了两个大苹果一个黄灿灿的大鸭梨。

    “谢谢乘务员姐姐,我在出站口那边等接站的,不会乱跑。”

    “乖,不用谢,要感谢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才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搁在三十年后,或许有人嫌这样的话矫情。

    但在这个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前几年刚好周边小国家爆发过局部战争,大家都打心眼儿里崇拜军人,拥护军属。

    所以,后来段小穗才能凭着凭着军人妻子的身份,四处行骗招揽投资。

    出站口了,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手里高高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宋红旗家属”五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