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自刎于汶水东,本自有功褒和抚恤,但这事却被济北国上下给有意忽略了。

    当时刘延的媳妇曾哭诉找刘延的上司周凤,问为何别家的抚恤都下来了,而他们家没。

    汶水之战后,周凤部伍尽丧,就带着自己小舅子和三个扈兵回了蛇丘。本来他已经坐家待罪,但为了给自己爱将讨个公道,他找到了署吏,问其中缘由。

    那署吏也没藏着掖着,而是直接讲了原因,其实也不复杂,那就是上面有意想让刘延承担起汶水溃退的罪责。

    这次逃出升天的百多济北国兵基本都是中军的士吏,他们对刘延颇有微词,因为他们觉得这次撤退变成溃退就是因为负责殿后的刘延部失职,没能将贼军挡住,使得贼军直接突入到码头。

    近七百多弟兄就这样蹈死赴汶水,连汶水都为之断流,真是惨啊。你刘延难道不需要对溺死的弟兄们负责吗?

    是,贼兵势大,殿后的刘延部也尽忠了,甚至刘延本人也自刎当场,不可谓不尽忠。但事情不是说只要努力就行的,要的是完成。溺死汶水的军卒们难道会因为你刘延一句「尽力了」就安息吗?

    当时听到这番话的周凤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腌臜胥吏会这般无耻,让英雄留血还要让英雄家属流泪。当时周凤就大闹了府衙,但此时部伍丧尽的周凤,可谓落难的凤凰,连草鸡都不如。那些胥吏根本没惯着周凤,直接将其打了一顿,撵出了署衙。

    要知道周凤可是国家的经制校尉,而这些署吏竟然敢打他,可谓胆大包天。但再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只因为这蛇丘真正做主的就是这帮豪强胥吏。

    自前汉行秦法,历代太守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平抑地方豪强。

    豪强之属有三类,一个就是七国贵胃后裔,这些人在秦时并未被消灭,秦乱后或结砦自守或依附群雄。等刘邦定天下后,这些人一跃成了地方最势力人家。

    豪强第二类就是前汉的军功侯。刘邦是个及其大方的人,为其打天下的,有一百三四十人封列侯,享受食邑。这些人基本落户在了自己的封地,成了地方上的势力人家。虽然这批人后面都几乎被除国,但势力依旧在各地方留下了。

    而最后一种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天下初定,刘邦就为自己四十万将士分了田宅,这些人是最早一批自耕农。后来历代官府都不断迁徙流民开垦田土,几次大规模赐予田土,这都是王朝初期的进取表现。

    但自耕农的效率是顶不住强宗大族的集体生产的。所以只要天下承平,这些强宗大族就会迅速依靠其人多势众、生产发达迅速崛起。尤其是前汉前三十年又行黄老之学,不干预地方,使得这种趋势更加快速。

    所以自前汉武帝后,汉家太守就开始打击这些豪强,其中任用酷吏、刺史,甚至颁布《迁茂陵令》,史载「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实行「徙陵」制度,将各地豪强迁移故地,使之不能继续发展壮大。所以汉代五陵年少皆是豪势子弟。….

    但这种方式不过是扬汤止沸,豪家兴起的趋势跟本扭转不了,等孝元后,更是直接放弃了徙陵制度。但不论怎么说,前汉在整体上是抑豪强的政策路线,但到了本朝以后,这个政策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从抑制豪强变成了依赖豪强。

    这一方面是新莽末年,各豪族纷纷聚众自保,他们以保护乡里的名号,将宗族、宾客、乡众聚拢,以坞壁的形式稳定地方。换句话说,汉家掌控了城市,而豪势掌握了乡野。

    虽然后汉以后,尤其是光武一朝出了不少酷吏,依旧秉持汉家传统、抑豪家,比如光武有个酷吏叫李章,其家五世二千石,修的《严氏春秋》,后为光武拜阳平令。而当时赵、魏豪右往往

    屯聚,有清河大姓赵纲就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而李章到任后,直接设飨会招待赵纲。这姓赵的土豪赴宴的时候,带文剑、被羽衣,率士百余人,煊赫无两。但后来怎么样呢?在宴会的时候,李章剑斩赵纲,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

    但以后像李章这样的酷吏就很少了。因为酷吏的下场往往都不好,不是被免职就是被发配。所以后面的主官到任后就开始走你好我我好大家好的和气路线,后来更是直接辟豪势子弟作为署吏。

    自此汉家权柄下沉到了豪势子弟手中,而辟举的主官又往往是纯儒,只通读经典,而不熟庶务。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钱谷诉讼一无所知。

    可以说地方上的这些豪势署吏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而且他们还世代把持,用联姻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网络。可以说流水的主官、铁打的署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