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胡适帮助过的年轻人何止以上两位。

    他的学生,一代大师季羡林,在回亿他的恩师胡适时写到:“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被委为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一良在文革中为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杨联陞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所以,季羡林大师由此而生叹。